《大西洋岛》并不是法国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作品，它只是一部家喻户晓、人见人爱的优秀小说。
这本书的作者彼埃尔·博努瓦是中国读者所不熟悉的，他的作品似乎还未曾介绍过。他生于一八八六年，卒于一九六二年，年轻时曾在突尼斯、阿尔及利亚等地生活多年，受过良好的法律、文学和史学方面的教育。他于一九三一年被选入法兰西学士院，写有两部诗集和四十多部小说，拥有大量的读者。
在法国，谈到某位作家，人们常常称为某书的作者，而不必指名道姓，所提到的作品当然是这位作家最有代表性的作品，例如，巴尔扎克被称为“《高老头》的作者”，斯丹达尔被称为“《红与黑》的作者”，福楼拜被称为“《包法利夫人》的作者”，等等。在法国人的笔下，彼埃尔·博努瓦被称为“《大西洋岛》的作者”。
翻译一部外国文学作品，总要多少给可能的读者一些东西，或者启迪其思想，或者娱悦其精神，或者广博其闻见，或者增长其知识，至少不要浪费其宝贵的时间与精力。然而，能够使读者同时在各方面都有所收获的作品，是极少的；而且，能够使各种水平的读者都说一声“好”的作品，也为数不多。古今中外，莫非如此。《大西洋岛》这本小说，自然不属于那“极少”之列，但把它列入“不多”之类，却有几分把握。见仁见智，不同的读者未尝不可以在不同的方面有所收获。
《大西洋岛》初版于一九一九年，全法国立刻为之风魔，次年获法兰西学士院小说大奖，后来又接二连三地被搬上银幕。六十年过去了，它的平装本仍在大量印行。时间证明了它的生命力和吸引力。
值得探究的是，《大西洋岛》的生命线在哪里？它的魅力从何而来？
毫无疑问，圣—亚威中尉神秘莫测的命运，莫朗日上尉对使命和友谊的忠诚。昂蒂内阿女王短暂残酷的爱情，塔尼一杰尔佳对故土深沉执着的眷恋，撤哈拉大沙漠诡奇壮丽的风光，足以打动和吸引一般的读者；而历史教授勒麦日旁征博引的奇谈妙论，比埃罗斯基伯爵真伪莫辨的奇特身世，逃避丑恶现实、追寻世外桃源的顽强意志，波澜起伏、首尾呼应的结构艺术，也不能不使比较苛求的读者感到兴味盎然，生出无穷遐想。但是，只有这些，仿佛还不能造就一本成功的小说，尤其不能造就一本有生命力的小说。还得有一个灵魂，使上述的一切有所附丽。这样的灵魂，《大西洋岛》有。
激情，是《大西洋岛》的灵魂。那是一种“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”、欲罢不能、难以理喻的激情，在书中，它表现为一种狂热、执着、不顾一切的追求，哪怕是那位神秘的女王的吞噬一切、毁灭一切的爱情。实际上，能够裹挟一个人的激情又何止于爱情！一个人可以象飞蛾投火一样，拼着一死，也要飞向光明。假如他第一次接近了光明而未被烧死，他会第二次、第三次地飞向那“依然很高的烛火”，被“烧着了翅膀”跌落下来也在所不惜。那“烛火”，可能是爱情，也可能是其它。莫朗日上尉对于史实的考证（尽管是出于宗教目的）和塔尼—杰尔佳对于故土的思念，都是极好的例证。
有一个富于哲理的灵魂，这是《大西洋岛》在格调上高出于一般冒险小说的地方。《大西洋岛》的魅力应该在这里发掘，它的生命线应该在这里探寻。
当然，《大西洋岛》所蕴含的思想既不先进，也不高深，我们甚至还可以说它流露出相当浓厚的殖民主义情绪。因此，我们不必在没有矿脉的地方拼命打钻，试图挖掘出什么来，或者硬要把发红的石头当成赤铁矿。那一点点哲理已经足以使《大西洋岛》在它厕身其中的那一流小说中显露出一枝独秀的风采了。
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。在战胜国的法国，社会上弥漫着一种歌舞升平、追求享乐的风气，旨在吸引读者的好奇、刺激读者的幻想、满足读者的消遣心理的作品（小说、戏剧等）应运而生，蔚成风气。《大西洋岛》自然应该被归在这类作品中，但是它能够脱颖而出，在格调上略胜一筹，不愧为此类小说中的上品。而且在艺术上，它的确体现了优秀的通俗小说的长处，如结构紧凑，不枝不蔓，叙事简明，脉络清晰；人物生动，性格鲜明；语言干净，不乏幽默。巧妙地运用历史、地理、考古等方面的知识，既显得博学，又不给人以卖弄之感，同时，它又避免了此类小说常有的毛病，如程式化，矫揉造作。人物形象干瘪，空洞苍白的道德说教等。
总之，《大西洋岛》并不是在法国文学史上占有显赫地位的作品，甚至也不常常悬在文学史家的笔端；然而，它虽然不是堂庑阔大的宏构，却可以是一段游廊，一角园林；一丛鲜花，甚至一片山石，有特色，有光采，有风格，足以引起游人的注意而使他们放慢脚步，看上几眼。
在平装本《大西洋岛》的封底上，赫然写着这样几句话：“您有一整夜的时间吗？如果有，请打开这本独一无二的书吧，读上开头的几行……当您在狂热中度过几个钟头后合上书本的时候，已经是曙光初照了……”不用说，这是一种广告式的语言，不过，它并没有丝毫的夸张，它说的的确是真话。《大西洋岛》具有一种罕有的魅力，它能使打开它的人屏气敛息，不忍释手，一气终卷。有好奇者，不妨一试。
郭宏安
1981年9月于北京
